付晓光 | 群体传播视域下的传统媒体新闻误读

摘要：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行为终止于信息获取。而在媒体融合时代，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共荣共生，网民可以接受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可以自发的进行曲解、对抗。大量案例证明，网民对传统媒体新闻存在不同程度误读，影响社会的整体沟通效率。本文结合议程设置理论，从群体传播的视角分析了传统媒体被社交媒体进行二次议程设置的问题，并提出了三种误读模式以及传统媒体如何跨平台输出、提升对话效率的参考建议。

关键词：群体传播、议程设置、新闻误读

在单向传播时代，传统媒体掌握绝对的议程设置权。不同的受众群体、不同意见之间缺乏交锋交融的平台；受众缺乏主观能动性，受众与媒体之间几乎不会出现沟通障碍。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下，传统媒体虽然还能够设置议程的起点，但难以把控其在群体传播中的走向。社交媒体所代表的群体传播不仅不百分之百的接收大众传播的议程，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对抗外界赋予的议程，或者自行设立新议程。

一

群体传播对传统媒体新闻的二次议程设置

在两种媒体形态和传播模式的对话中，不同群体对议题都有极强的选择性和自主意识，会基于不同的群体属性及其利益诉求，针对某一新闻进行放大、忽视、增补等重新选择，也就是“二次议程设置”。但在很多情况下，群体传播对议程的改造并未使新闻更加接近新闻真实，而是产生误读。而本文所指的误读并非布鲁姆误读理论所指的创造性阅读，即“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而是指偏离初始议程的理解错位。

相对于新闻原文，群体传播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的误读大致存在“过度”“偏向”“逆向”三种情况。

过度解读

首先，过度解读体现为对某些新闻细节的非必要的深入探究和放大关注，进而产生过犹不及的错误解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群体传播重构的二次议程设置并不与传统媒体矛盾，只是强调重点不同。虽然在信息准确性上存在偏差，二者价值取向是基本统一的，对于主流价值的推进依然具有正向效果。

偏向解读

偏向解读是从同一个新闻点出发，偏离既定路线、走向不同方向。主要表现为从传统媒体的完整议题中摘选一部分之后，完全脱离上下文语境，按网络价值观重新赋予价值。

例如，我国辽宁号航母首次舰载机起降训练成功后，央视新闻播发了消息之后，网民关注的不是舰载机起降训练本身，更不是其背后的军事政治意义，而是画面中两名起飞助手的动作。#航母style#迅速成为最热的微博话题，大量网民争相创作模仿，把全部注意力倾注于如何创造性的做出放飞手势。

△辽宁号航母首次舰载机起降训练画面中

两名起飞助手的动作受到网友广泛关注并争相模仿

逆向解读或称对抗式解读

逆向解读或称对抗式解读，对原始议程的破坏最为激烈。它全盘否定原始议程，彻底反对新闻原有观点、排斥原有情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曾表示：“（药家鑫）弹琴本身是来发泄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这个刺的行为实际上就类似于砸琴。”节目播出后，大批网民痛斥李玫瑾所谓的“钢琴杀人法”是为药家鑫杀人行为开脱辩护。实际上，李玫瑾所解释的并不是杀人动机，而是不间断连刺八刀的行为。为此，李玫瑾还曾单独给药家鑫设计问卷，测试其是否具有强迫行为倾向。

△网友情绪化误读李玫瑾教授观点

二

误读成因：两种传播模式的冲突

大众传播模式与群体传播模式的本质差异

新闻误读的背后，是两种媒体形态背后的截然不同的传播模式——单向度、中控式的大众传播和无尺度、分布式的群体传播之间的矛盾。

传统媒体的过程化叙事与群体的碎片化阅读存在矛盾。网民虽然可以在形态上全文接收原始议程，但往往忽视深刻意义或复杂逻辑，只挑选具有识别度、符合社交属性的信息点进行放大——即便它并不是新闻制作初始阶段设定的重点。

△社交媒体为观点的二次议程设置提供可能

传统媒体的权威声音与群体的个体发声存在矛盾。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服务于个体静态的信息获取，发出的是经过规制的，具有结论性的权威声音。但是在社交媒体上，观点并非经由一次议程设置就全部完成，而是在对话和互动之中产生且不断变化。统一的权威声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压缩讨论空间，相当于抑制群体传播发挥其本质特征。

群体传播的证实性偏差

在人际关系链上的新闻交换行为，主观选择、个体倾向被放大，客观信息与主观情绪是杂糅并存的。单一个体的价值取向会经由群体传播放大为群体的价值取向，反之，群体传播的群体压力、身份认同、刻板印象也会对个体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影响。

群体传播具有选择性。对于“什么构成新闻”，传统媒体采纳的是相对客观的新闻价值评判标准；面向的是不做区分的、最大范围上的受众，并不具体到某一群体的诉求上。而网民群体更多强调群体利益诉求，群体诉求构成了新闻价值判断的新标准。

群体传播也具有排他性。只要在现实意义上违反了群体默认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或是在历史意义上与群体的思维惯性不一致，解读行为就容易枉顾新闻真实——即便群体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思维习惯本身就值得商榷。

三

协调与适配

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之间的误解频繁出现，问题在于很多传统媒体投向社交媒体的新闻只是完成了形态上的初步新媒体化，将视频文字进行短小化改造。依然默认受众接收到信息后传播行为就此截止。在生产设计之初就没有充分考虑社交媒体的群体传播特质。提升二者的对话效率、与互联网群体传播达成更多共识、实现跨平台的议程设置，需要更多尊重群体传播的客观属性。

以唤醒代替灌输

在传统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时候，与其将预设的价值观直接灌输给网民群体，不如寻求与网民之间的共同认知与共通情感。九三阅兵期间，央视为结合老兵方阵这一新闻点，在微博上设立了一个以网民为主体的互动话题#我向老兵敬个礼#获得了8.7亿阅读量。全国大量网友主动积极参与其中，自拍敬军礼照片并上传至微博。

△网友晒自拍敬军礼照片以表达对老兵的敬意和感恩

建设强关系纽带

社交媒体更认可人格化形象，期望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延续人际传播状态，建立不可被替代强关系，并据此寻找群体归属。按照Granovetter提出的衡量链接强度的四个指标：互动频率、情感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换，当两个个体之间“互动次数越多、情感越强、亲密程度越高、互惠交换多而宽，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愈强。”相对于弱关系，这种强关系能够更有效地激励成员参与群体传播。

四

结语

群体传播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的误读，是新旧传播模式之间的磨合。在传统媒体话语体系相对成熟稳定的前提下，寻求误读的解决方案应更多着眼于新出现的群体传播话语体系。以期合理设置跨平台议程，求得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最大公约数，并形成高效的对话、达成广泛共识。

作者介绍

付晓光：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点、机制与相关理论问题》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5ZDB143）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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